真藥，假藥，仿制藥？——美國仿制藥工業回顧

Synbest 2019-07-05 22:41:55

目前，正值中國制藥工業多事之秋，監管制度的變革，仿制藥質量和療效一致性評價，國家4+7集中采購等一系列事件，正在重塑中國的制藥工業，其中，對仿制藥工業的磨難尤甚。磨難之中，不免疑惑，到底什么是仿制藥？中國仿制藥工業路在何方？

仿制藥產業開啟于美國，美國也是全球仿制藥第一大國。那么，仿制藥工業是如何在美國發展的？漫長的100多年，美國的仿制藥工業經歷那些變化？

 

1920年之前美國基本沒有自己的制藥工業。當時市場交易的大部分是從歐洲進口的藥物分裝，或者進口歐洲化學原料藥。那時的制藥以前店后廠式家庭分裝為主，醫生看病也靠賣藥賺錢，所以，藥的好與不好，有沒有效，取決于面對面直接交易彼此的信任程度。

工業化使得制藥產業化，制造和消費之間的距離拉大，品牌代替了代替了信任。制藥商為產品起了專屬自己的名字，叫做‘專賣藥’（Proprietary Drug）。例如，輝瑞嗎啡，默克嗎啡，拜耳阿司匹林，施貴寶阿司匹林等等，制造商用品牌保證質量。有人通過專利把商品名保護起來，就出現了‘專利藥’（Patent Drug）。

按照當時的法律，專賣藥或專利藥不需要公開成分或配方,是什么藥，治什么病，任由你說。所以，在1906年《純凈食品藥品法》之前，無所謂‘真藥’‘假藥’。

2、美國藥典與國家處方集

 

工業化創造了市場對藥物的需求，歐洲人把大量的假藥傾銷到美國，頻頻出現的藥物災難迫使美國政府在1848年頒布了《進口藥物法案》。政府開始對進口藥物進行檢驗和檢測，這才第一次有了法律定義的‘假藥’。這部法案雖然部分遏制了進口的假藥，美國的藥物欺詐和藥物災難還是越演越烈。這就導致了1906年的《純凈食品藥品法案》，也叫作‘維萊法案’。

4、漏洞百出的‘維萊法案’（1906年）

 

 

二、處方藥和專利藥（1938年—1962年）

1、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案（1938年FDCA）

1938年的FDCA，只管‘新藥’，不管 ‘老藥’，上市老藥（通用名藥），只要申請人說安全，FDA就將其歸為‘一般認為安全’（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），簡稱GRAS，發一個‘Not New Drug’的信函，意思是 ‘知道了’1。

1938年的FDCA是人類醫藥史上第一部比較完整的現代法律，美國現在的法律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藥物監管法律，至今還沿用這部法律的基本構架。該法律頒布不久，美國就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，戰爭給人類帶來了災難，卻給制藥工業帶來了繁榮。

2、現代制藥的雛形

 

 

 

 

 

好藥一定要有好名，好說、好記、寓意清晰，這就出現了 ‘商品名’（trade name）。當一個好藥出現之后，藥品名稱在商人，醫生和病人之間口口相傳，久而久之，這個商品名就成了通用名。例如，‘阿司匹林’，‘青霉素’，‘嗎啡’，‘可卡因’等等。

商人為了使別人記住自己的產品，就給產品起個‘綽號’，于是出現了‘品牌名’（brand name）。品牌藥賣的好，大家爭相使用，久而久之，這個‘品牌名’又一次變成了‘通用名’。有人干脆把‘通用名’申請專利，變成了自己的私產，這樣就損害了大家的利益。

19世紀末，美國制藥商協會，美國醫學會，美國藥典委員會，美國藥師協會等協商，制定了藥物命名規則：‘一個藥物首先要有一個‘化學名’（準確、復雜、難記、難寫）；然后，可以有一個‘商品名’， 也叫作“專賣藥名”（Proprietary Name）；最后，要有一個沒有化學名那么復雜，能反映用途、化學特征，大家都可以使用的‘非專賣藥名’（Non-proprietary name）,或者叫‘通用名’（generic）’。

這可能就是美國通用名藥‘generic’的起源。

1917年美國貿易委員會FTC就規定：在美國境內生產、銷售的外國藥品，必須有一個‘非專賣藥名’。于是，德國的巴比妥衍生物‘魯米那’就有了美國名字‘苯巴比妥’，苯巴比妥是‘魯米那’在美國的通用名（Generic Name）。

1938年的FDCA要求新藥必須在標示上給出一個‘普通或常用的名字（common or usual name）’，但是，該法案沒有說這個名字由誰來起，怎么起。

當時，大多數藥物命名來自 《美國藥典》。英國，法國，德國是美國藥物的主要來源，《英國藥典》的英國名，法國藥典《Franch Codex》的法國名，德國藥典的德國名都來到了美國。同一個藥物，各國藥典叫法不同，美國藥物名稱極為混亂。

化學工業的飛速發展，每天都有新化合物，每天都很多新藥，每年50個新化學實體NCE就衍生出幾百，上千個藥物制劑的名字?；靵y的藥物名稱給假藥，劣藥提供了可趁之機，不但擾亂了商業秩序，還給消費者帶來困惑，威脅到公眾的安全，同時也給科學研究和交流帶來了麻煩。于是，西方大國圍繞著‘藥物命名權’展開了爭奪。

二戰結束后，美國成為世界霸主。英語的影響力超越了法語和德語。1953年，美國藥典委員會主席Miller率領由默克制藥的John Horan 和美國軍隊總醫官Leonard Scheale組成的美國代表團到日內瓦與世界衛生組織WHO談判，共同制定了‘非專賣藥命名體系’（Non-Proprietary Drug Name）。非專賣藥名（Non-Proprietary Drug）應該屬于‘公眾’，而不屬于‘私人’；除了好說，好記之外，它應該代表藥物的‘通性’，代表藥物的基本化學屬性，能夠表達藥物的基本治療范圍，能反映出藥物的‘來源’。美國人把 ‘generic’的說法帶到了日內瓦，‘generic’成了非專賣藥的俗稱。日內瓦協議強調，‘好的‘generic’應該僅與藥品的化學和藥理性質有關，而與藥物最終的制劑或形式無關’。

‘generic’應該是‘public generic’。

據此商定，世界衛生組織的國際命名委員會INN（International Nomenclature Names）負責國際通用名藥的命名，美國命名委員會USAN（United States Adopted Name）負責美國通用名藥命名，INN與USAN保持密切的協商與合作。由于美國一直保有全球藥物新化合物或新活性成分的一半以上，實際上全球通用名藥的命名權一直掌握在美國手中。

由于沒有相應的法律和強制措施，美國制藥商對日內瓦命名并不買賬，日內瓦規則在美國不起作用。1961年，全球一半的新藥出自美國，一半的通用名藥出自美國，美國制藥商還是各起各的名，各賣各的藥。為了統一‘通用名’，在日內瓦，在紐約，在芝加哥開了無數的會議，也沒有達成協議。

‘generic’最終也沒能成為‘Public generic’!

4、處方藥法案（1951年）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1952年之前的美國專利法很粗糙，尤其對藥物的專利授權很隨意，商標，商品名，甚至包裝都可以獲得專利。例如，‘止咳散’就可以獲得專利，而且不需要說明成分，也不需要公開制造過程，就說‘這玩意止咳’就可以了，這就是‘專利藥’。

1952年，美國修改了專利法，對專利‘發明’做了重新定義，即：1）發明必須“新，有用，新穎，有創造性”（new,useful,novel and Non-obvious）；2）發明內容必須公開；3）給予發明17年專利保護期。

按照新專利法，不公開藥物成分的‘專利藥’沒辦法申請專利了，真正的新化合物，新配方，新用途藥物獲取了專利壟斷權。

新藥的暴利和法律的改變誘發了美國制藥再一次轉型。制藥公司開始召集大量的化學家改造青霉素結構，試圖再找出一個‘新青霉素’；為了不斷有‘新藥’上市，必須擴大和維持藥物研發（R&D）的投入。制藥成本很快由制造和廣告成本為主，變成了研發和科學的成本為主。藥物不再靠‘量’和‘價’賺錢，而是靠‘新’和‘專利’賺錢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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